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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二十三） 【给定资料】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有活动，美国街头出来卖纪念品的就不少。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问题】 请你用“……与……相结合”或“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表达方式，概括给定资料中提到的国外在管理摊贩方面所体现的三条主要的管理原则。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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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二十三） 【给定资料】 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社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而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和成本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的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 2．2011年初，包括“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被评选为十大受到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假新闻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则新闻不一定报道得多么生动，但真实性是必备的。 假新闻的出现离不开记者的报道，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亲历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社会现象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虚假新闻的出现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与专业理念匮乏的突出体现。关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就是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利益驱使、观念缺乏、管理失误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记者报道失实的原因。通过分析十大假新闻的产生环境与报道方式，我们能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必须秉承的职业理念与道德操守。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许多负面影响也日渐产生。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对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致使记者与被报道单位产生摩擦，甚至引发冲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对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一是不能深入行业采访，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满足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网站、短信息的影响，产生浮躁之风，有时靠网络信息编新闻、发新闻，所以产生了假新闻，引起社会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的‘走转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访真实的社会，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问题】 目前，借助网络平台散发谣言的事情不断发生，结合“给定资料”，请你以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名义，向互联网行业写一份净化网络环境的倡议书。 要求：针对性强，用语恰当。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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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十九）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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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一） 【给定资料】 1．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正在进行一场被认为是中国最“伤筋动骨”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2012年7月中旬，第一批179个审批项目被取消。更令外界意外的是，50多个政府部门的家底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1120个审批事项被清理出来，“翻箱倒柜，不留任何死角”。 广东省人大已经通过了修订有关法规的决定，涉及地方性法规的第二批审批事项调整目录正在按程序报批。 地方无权取消中央规定的审批，被认为是审批改革难以推进的最大障碍，广东这次是如何做到的？过去十年，广东的审批改革搞了不下四轮，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此番痛下杀手“割自己的肉”，能做到釜底抽薪吗？ 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309号的广东大厦，是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编办”)临时办公所在地。过去9个月来，这栋大楼的灯经常到夜里两三点还亮着。 “很多同志的近视度数都加深了。”省编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处长刘光大对记者说。由省编办这个相对超脱的部门牵头审批改革，尚属首次。“过去都由发改委牵头，但发改委本身的审批事项是所有部门里最多的，让他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 广东省编办接到牵头的命令，是在2011年11月“汕头会议”后不久。这是一次广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结部署大会。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席话，被认为是吹响了本轮行政审批改革的号角：“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工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 “汕头会议”一个月后，广东省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广东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同时退出历史。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亲自担任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先联席会议里几十个部门首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对超脱的“专家型”官员，如省政府省委政研室的副主任等。 改革力度也前所未有。刘光大回忆，省编办是倾全办之力，总共有五六十人参与这次改革。过去的审批改革大多依赖部门自报，一个部门真正有多少审批事项，谁也理不清。这回，省编办不打算再做“好好先生”。 自报过程的严苛，还体现在表格制作上。必须填报是否含子项、收不收费、办理时限等内容。“尤其是设定依据，必须列明是法律法规，是部委的红头文件，还是编办的‘三定’规定，都要写得一清二楚。”刘光大说，这样才能看出这个事项是不是依法设定，是否有充分依据。不仅如此，纵向来看，表格中分为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审批事项，以及不在审批范畴的行政执法事项、日常管理事项，这是为了防止有些部门偷梁换柱。 果然，第一轮自报上来，有些明明一看是审批项目，却列到日常管理里边；瞒报、漏报更是不少。有的部门报了个母项，但里边却藏着若干子项。一位知情人透露，广东某市一个部门只上报了一个审批事项，最后发现这个母项目下有44个子项。 刘光大说：“如果不把子项清理掉，母项是清理不掉的。” 可是，怎么甄别呢？广东省编办一是找企业、社会组织座谈，做调查表，听反方意见，甚至直接打电话问。例如，听说医院进口医疗设备都得经过卫生部门层层审批，刘光大觉得不可思议，就挨个给医生朋友打电话，询问有无这个审批，应不应该保留。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开渠道查，如到这些部门的行政服务中心暗访，到官网上查查一项审批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审批项目总算被倒了个底朝天，新麻烦又来了——很多审批项目的依据张冠李戴。刘光大和他的同事们只得去查原始文件，光法律法规的资料汇总就好多本。就这样来回，光自报就报了两三次，一共清理出1120项。 2．以往的审批改革放内不放外、放小不放大。这次，省编办接到的指令是能取消坚决取消，能下放坚决下放：“凡是市场和社会能自我调节的坚决取消；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 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是咨询委员会专家，他对记者说：“改革以取消为主，动刀的部位非常明确：投资、社会事业发展和非行政许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再捆住企业的手脚怎么激发市场活力？” 但要从自己身上割肉，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厅长说可以放，到了副厅长那就说不能放，到了处长那一层说绝对不能放，到了办事人员那，就说打死也不能放。”丁力回忆，一些部门在存废问题上三番五次扯皮，说得最多的一条拒绝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帽子都很大，但安全的边界在哪是很难界定的。” 省编办展开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施压策略。打头阵的，是设在省编办下边的三个工作小组，光跟部门的协商会就开了九百多场。 专家是省编办祭出的第二大“杀手锏”。觉得哪个项目该取消，一般都会附上专家意见。刘光大说，开大会时，有专家在和没专家在，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专家在，能发挥专业和社会监督作用，如果不在就少了很多避忌。” 工作小组如果还是协调不下来，就会请广东省编办主任亲自上阵。可编办跟各个政府部门属于平级单位，他们不愿放也没办法。这时，编办会把这些最难啃的骨头集中在一起，交给省领导拍板。 但行政一把手上阵，也不一定就能协调下来——有些部门说，这涉及省里的法律法规，甚至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权动。丁力回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能源定价问题，专家就认为应该取消，但省发改委认为，定价是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的。 省里的法律法规好说，中央法律法规怎么办？听说连中央的审批也可能被革掉，一些部门开始进京“上访”。咨询委员会成员黄挺告诉记者，很多部门把中央部委拉出来，然后部委跟省里讲，这个项目不能撤销。 2004年，时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玉斌在媒体访问中说：“就全国而言，审批项目总数的60%，是由国务院部门规章以上层级设定的，地方设定的不过40%。而地方对中央的审批项目又无权变动。” 中央部门一个重要的扩权渠道就是部门立法。“很多本该由全国人大起草的法律，都是由有关部委起草的，部委通过立法过程固化部门利益。”黄挺说。 对于广东主政者来说，要想破解阻力，首先必须获得国务院及各大部委的认可。 2012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跟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谈起政府放权改革的阻力时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两会期间，广东省委领导曾特地拜会国家工商总局。之后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就出台了一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工商总局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创新力度最大的文件。其中重要内容，是支持广东在特定区域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 2012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给国务院写信，请求给予广东先行先试的权力。同时，一份涉及中央法律法规的广东审批事项目录，也提交给了中央有关部门。 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在年初看到了这份要上报给中央的材料，广东省委领导给国务院写信后不久，就收到了肯定答复。温家宝、李克强、马凯等都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各部委支持并大力配合广东的改革。 中央力挺，给广东吃了颗定心丸。2012年7月17日，广东省召开行政审批改革动员大会，发布第一批调整的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取消179项审批项目，转移55项，下放115项，委托管理5项，要求年底前全部实施。 3．广东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提速，始于2009年。当时广东仍未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缓过神来，要想转型升级，解决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路子只有一条：在党和政府自己身上“动刀”。 第一个突破口是大部制。深圳和佛山顺德率先获得试水资格。顺德搞“党政合署”，41个党政机构精简为16个，当时舆论惊呼“石破天惊”。 但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很多人发现，部门合并后，职能依然没有多少转变。“‘三打两建’，可以惩治腐败，但政府职能如果不转变，打掉一批会很快成长一批。”丁力说。 “瘦身”只是物理变化，“减负”这个化学变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定要使政府行政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得到纠正。最关键的就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陈鸿宇说。 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顺德。2011年8月，顺德成为广东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试点，提出“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径。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在培育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 从大部制改革走向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改革起草者看来，既是避免旧体制复归的必然路径选择，又为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些部门整合之前，本身的审批权限比如只有10项，清理阻力就大，但几个部门合并后，加起来可能有100项审批，清理掉几十项是可以接受的，”刘光大说。 2012年广东将进一步推广顺德经验，扩大大部制试点范围，2013年将在全省推广大部制。广东省要求，2012年年底前完成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市一级要在2013年一季度，县一级要在明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为了防止审批像割韭菜割而复生，审批事项的转移、监管办法正在制定中。外界的另一疑问是，审批没了，官员们是否没活可干了？刘光大说，过去以审代管，审批完好像就完事了。“谁审批、谁监管变成一句空话。” 广东正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宽准入严监管”转变。刘光大说：“到时候，会把节余出的大批坐在办公室搞审批的人员，安排到大街、商店、河边和工厂去，现场巡逻勘察、调研取证、执法监管，你说会比过去更忙了，还是更闲了？”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1～3”反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要求：问题概括准确，建议有针对性，不超过4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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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三十六）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是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在大雾天气下逆向超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这起事故震惊全国，引起人们对校车安全的普遍关注。一系列校车事故进入人们的视线：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江西贵溪滨江乡洪塘村合盘石童家村小组一辆幼儿园班车侧翻坠入水塘，该7座面包车上载有17人，事故导致11名儿童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2．某电视台访谈节目摘录。 记者：能谈一下政府购置校车的经费问题吗？ 专家Y：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回家要坐车，这是学校布局调整合并的结果。政府不肯把学校布置那么多，布置学校多要多花钱，政府想少花钱办教育，甚至不花钱办教育。校车购置和校车运行都需要经费，他们也缺少更多的经费用于校车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实行以县级财政为主，而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区，很多县的县级财政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了。 记者：校车安全事故，应该向哪个部门问责？ 专家Y：校车管理现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负责，校车究竟隶属哪个部门管，在公安、教育和交通等部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权分工。 记者：校车安全，是否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被提及？ 专家Y：《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谈到了学校安全，但都没提“校车”俩字。“学校安全”指校园内安全，但校车运行是校外，这都没提。 记者：对于校车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专家W：“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导，一方面靠市场运作。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路线则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予以财政补贴。同时，对校车生产厂商和校车运营方则给予政策性优惠，比如对校车主要零部件可减免税收，校车运营所得税部分减免等。 3．在美国，校车有优先通行权，所有车辆必须自觉避让，甚至总统的“座驾”也不能例外。可以说，校车的待遇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 1910年，美国大约有30个州开始运作校车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全美的校车运载了至少5亿名学生，乘车上下学的12年制学校学生占到了整个在校生总数的54%。 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40倍。美国的校车上有一个写着“STOP”的标志牌，当校车一到达目的地，司机就会将它显示出来，这时校车前后各25米的车辆要全部停下，对面车道的车也要停下。如果校车停下来之后，后面的车超越它行驶就是严重违章，会对肇事者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有的学校给教师增加10%工资，要求他们放学时送孩子上车。联邦政府和各州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法规有500项之多。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法律规定，小的校车容易受冲撞出事，因此在它的每个座位上都配有三叉安全带；大校车虽然比较安全，但也装有防撞安全装置。校车对司机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上下车司机要核对名字，不得疏漏。校车管理部门发现每星期的前三天最容易出事，就针对这一时段做“重点突击”。 日本各幼儿园和小学明确规定，校车上除司机外，还得有两名全程陪同的指导老师，有时是学校里的生活老师，有时候是自愿做义工的家长，帮着照顾孩子。 日本70%的孩子需要乘校车上学，有的幼儿园只有一辆校车，只得打时间差将校车分成三条路线，轮流接送。早到的孩子早上学，晚到则反之。这样缓解了拥挤的交通，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 4．位于贵州中西部的黔西县，素有“杜鹃花之都”的雅称，在这花丛包裹中的大山深处，有一些学生每天上学来回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中午常年吃从家中带来的土豆、苞谷饭、炒玉米，有些甚至吃不上午餐，饿着肚子只能喝些生水，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黔西县山区学校万余名师生，因学校没有食堂，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因离县城最远，这样的问题在花溪乡尤为突出，“饿！”孩子们都这样说。 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曾多次为学生们的午餐问题犯愁，但苦于资金、物质的匮乏，更多时候只能“有心无力”。方坤友说，他曾对没有吃中饭的学生做过统计，全校169名学生中，有104个学生是没有午餐吃的，“上学需要花费40分钟，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如果孩子在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就不能正常用餐了，这样的孩子也基本不会回去用餐。” 方坤友有些无奈，有些孩子只能带一些玉米或冷饭。他举例说，如果下午有体育课，哪些孩子有没有吃饭就会直接从状态上体现出来，吃饭的孩子上课会表现积极一些，没吃饭的孩子一般不想动。 2011年４月2日，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没有钱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成为“免费午餐”的样本。 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11年10月底，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 同时，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 5．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6．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材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7．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8．近几年，中国群众性助孤活动日益深入。群众性献爱心活动广泛开展，涌现出一批志愿者队伍。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的“好心人抱一抱孤儿”“为孤残儿童献爱心、送健康”“援助孤儿大行动”“爱心同盟”等活动，均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这些活动中，众多城市的许许多多家庭或在节假日或在平时将福利院的儿童接到自己家中，使他们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抚。 截止1995年底，中华慈善总会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44个地方组织作为团体会员，总会系统共募集社会捐助1亿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孤儿就业培训和为孤儿实施脱残手术。社会各界关心儿童福利院，向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支持儿童福利院不断改善养育、救治和教育条件。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孤儿福利基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仅1994年和1995年就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440万元。目前，全国已有8000名孤儿得到入学资助。 到了“十一五”期间，通过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被重视起来。从2006年起，民政部每年从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2亿元予以资助，地方民政部门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也要将“蓝天计划”作为重点项目进行资助，加上地方财政的投入，计划用5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投入资金60亿元，在全国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市建设和完善一批儿童福利机构。 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城市都拥有独立儿童福利机构或在当地社会福利机构中设有相对独立的儿童部，新增孤儿收养安置床位约6.5万张。 9．11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位家长在幼儿园接孩子时，收到一份学生、幼儿乘坐学生班车情况调查表，这份由当地教育系统进行的调查明确要求，希望家长如实填写孩子上下学乘车情况，以便对学生班车进行全面彻查，进一步采取安全监管措施。 目前，这样的调查不只在北京市展开。不过，解决孩子们上学的交通问题，只是改善儿童生存、发展状况比较细致的工作之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无差别歧视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生存与发展原则、参与原则。其中最关键、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最大利益原则。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著名专家，T教授表示了他的担忧。近几年来，每当严重损害儿童权益的事件出现时，媒体、公众就开始反思、追问、呼吁，但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新的社会热点的出现，媒体和公众就又去关注新的热点，困境中的儿童依旧处于困境。我国儿童福利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开几个会就能解决的，作为一个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儿童权利保护事业需要得到持久关注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体悟，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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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五十二） 【给定资料】 1．“零负团费”是旅游商“发明”的一种经营方式，近年来却快速在我国旅游市场蔓延。 1988年，我国首批开放公民自费前往新马泰港澳旅游；而在1995年左右，泰国游便开始出现“零负团费”，并很快波及了新马两国；为杜绝“零团费”这一不正常的旅游市场现象，2000年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在昆明举行了四国联合的治理地区旅游市场部长级会议，就维护我国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达成了相关协议。 2004年9月，欧洲游向我国开放，首发团就有旅行社采取了“零负团费”的做法，例如导游“自费”50%，个人往返欧洲机票的费用作为“买团”的人头费。海南大量出现“零负团费”始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底，云南游已发展到1700元可以“北京一昆明大理丽江6日双飞”的程度；2005年，华东五市游、九寨沟成都游也频繁出现了这一模式。 所谓“零负团费”接团，就是旅行社在接外地组团社的游客团队时，分文不赚只收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收客。“零负团费”的本质是欺诈游客，非法牟利。在“零团费”运行模式下，客源地组团社不付给目的地地接社任何资金，只输送客源。在这种模式中，游客的基本旅游消费，以及地接社的折旧费、利润、税金、导游服务费等都来自于导游所交的“高人头费”和旅游服务供应商的“签单”；地接社的运营费用以购物和自费活动佣金为主，导游人头费为辅；地接社和导游的“回扣”项目多。在“负团费”运行模式下，目的地地接社不仅不向组团社收取任何接待费用，反而向组团社“买团”。地接社的运营费用以导游人头费为主，购物和自费活动佣金为辅；游客必须花费一定数额的指定消费项目费用。风味餐馆、偏僻宾馆、观光缆车、上岛游船、出租车司机、低劣景点、购物商店、特种演艺厅等自费场所的旅游服务供应商为了保证客源，只得将大部分营业收入都“返还”给地接社和导游，陷入了低价经营循环中，而游客则陷入高价陷阱。如海南的地接社导游在带团前要先交6000元的押金给旅行社，地方导游真正成了“鱼鹰””“刀手”，陷入了高压力带团的境地，服务意识全无，整个人的心灵和行为都被扭曲。 为促进我国旅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营造安全、和谐的旅游环境和氛围，全国各旅游景区景点对开展以整治“零负团费”为主要内容的旅游市场整顿规范专项行动工作进行督查。 2．“零负团费”虽然在报名时曾给过游客短暂的惊喜，但在整个旅游过程中带给游客的是重重“陷阱”：降低餐标（吃不到当地特色餐）；降低住宿标准（能住郊区不住城里，能住乡下不住郊区）；更改行程、擅自增加自费景点；导游变成导购，听不到应有的旅游介绍；延长购物时间，缩短景点参观时间；把游客渴望参观的著名景点列为自费……不仅如此，如果游客拒绝参加自费项目还可能被导游甩团。 笔者采访了解到，“零负团费”很难界定，它大量以“低价团”形式出现，甚至包装成“特价团”、“节后超值团”等形式。但低价是对消费者最有吸引力的字眼。低价团只要有市场，就会有“逐利”的经营者跟进，这是“零负团费”无法斩革除根的一大原因。 近几年，旅游业界也尝试推出“品质之旅”“诚信之旅”“纯玩团”来突破低价重围。但“品质团”却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一位大旅行社总经理无奈地告诉笔者，“我们的泰国游品质团价格比普通团高出800元，游客问的多报的少，需要几家社联合在一起才凑够一个‘品质团’。”另一家大旅行社也表示，“品质团”在他们的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部分低价盛行的线路，目前根本无法推行“品质团”。 3．3月21日晚，由昆明风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组团“单飞海南北海7日游”的云南曲靖市169名农民，因在海南、北海期间拒绝参加“自费游项目”，被导游在北海、南宁两地“甩团”，北海市旅游质监部门连夜协调，促使这起涉及3省（自治区）的事件得到解决，游客于3月22日踏上归途。 在3月21日发生169名云南游客分别在广西北海、南宁被“甩团”事件后，北海市旅游质监部门初步查明，“3·21甩团事件”与旅行社下属的门市部交接团不规范有关，市政府25日决定对全市旅游行业进行整顿；北海市旅游质监所25日也向全市旅行社发出通报。 家住沈阳市东陵区的王小姐非常渴望体验海南岛之旅，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难得的一周假期，自己不但没有欣赏到什么风光，反而惹了一肚子气。 王小姐的遭遇并不少见，很多出门旅游的人都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旅行团为了弥补低团费带来的损失，没完没了地带游客进店购物，给景点预留时间远少于购物时间，让游客的行程品质大打折扣。一些片面追求价格便宜的消费者，由于不了解旅游行业的“潜规则”，陷入了旅行社的“零团费”陷阱，好像省了旅游的费用，但是旅游也变成了购物。 许多景区游客都是第一次去，对旅游区路线不熟悉，只是盲目听从导游引导。但部分旅行社将某些旅游内容省去，减少开支，消费者却浑然不知。还有的旅行社通过模糊化报景点，让消费者听上去感觉景点不少，价格也就随之增长了，实际旅游中很多景点只是在汽车上路过而已，根本没有让游客停留下来仔细游览的时间。 韩国一些旅行社以超低团费甚至“零团费”为诱饵吸引中国游客到韩国旅游，之后诱使他们购买高价商品以赚取回扣。针对这种情况，韩国有关部门近日决定集中整治。 据韩联社8月6日报道，韩国一些小旅行社同中国旅行社联手推出价格仅相当于往返机票的超低价韩国游团费，韩国旅行社接团时几乎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在中国游客到韩后，通过强制购物和诱使游客购买高价商品，赚取高额回扣。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联手韩国观光公社等机构，调查了6家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旅行社以及中国游客相对较多的5家人参销售中心。据调查，一些人参产品售价25万韩元（1美元约合1230韩元），回扣金额竞高达15万韩元。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认为，这些不法行为导致韩国国家形象受损，同时影响对中国客源的长期开发。除通过行业自律条例加以遏制外，还将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旅行社取消经营资格。 旅游餐饮质量差是游客普遍的感受。通常在旅游合同中，游客与旅行社签订的餐费内容主要是就餐的次数和每人每餐的费用标准，合计费用打入旅游总费中。实际旅游中，有部分游客的就餐费用没有按照此标准执行，甚至出现部分餐费被旅行社“私吞”的情况。 2006年10月，香港就曾发生过因为内地游客购物不足，“零团费”团当街甩客。内地赴港游因此冷了一段时间，直到香港推出“优质诚信香港游”，才逐渐恢复了人气，只是“零团费”问题仍然未解决。 “零团费”与“黑店”其实是共生的。近日香港两位导游现身说法，认为“宰客”不等于“零团费”，也有高价被宰的“冤大头”。但是“零团费”必然“宰客”，则是不争的事实。商家无利不往，“零团费”不是“无团费”，只是从卖货的利润中分出旅游费而已，羊毛依然出在羊身上。动辄上千元的旅游费差价，要靠卖多少商品才能平衡？因此，自然会有“黑店”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赚取暴利。 降价至“零团费”，是旅行社低价竞争的结果，需要有关部门对旅游业加强监督管理，与此同时，也与内地旅游业成长时间不长、内地游客不够成熟有关。一方面，因为信息不对称，游客容易受骗；另一方面，很多“零团费”团明确告知需要购物弥补团费，游客仍然以为便宜即好，食饵上钩。“零团费”是国内旅游的怪现象，不仅香港游，其他地方甚至京郊也有类似推销——不用交任何费用，带你到京郊某旅游景点兼养蜂场一游，自然你需要在养蜂场购买不少商品。 内地游客成熟需要时间，香港旅游业却不能好整以暇，因为“零团费”对香港旅游业是饮鸩止渴。近年来，内地游客已占据到香港旅游人次的半壁江山。对内地游客来说，香港旅游的吸引力不是风光名胜，而是“购物天堂”，不少内地游客赴港就是为了购物。“零团费”恰恰做的是购物文章，毁损的是香港旅游的特色，对香港旅游极具杀伤力。因此，消除“零团费”，可能会暂时减少香港旅游业的业绩，但是，如果任“零团费”存在下去，损害的却是香港旅游的核心竞争力——“购物天堂”，的美誉。 4．日前，国内第一个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导游、海南的李静娜因癌症晚期在工作岗位上病倒了，但躺在病床的李静娜却面临着一个新尴尬：做了12年导游的她没有单位为其购买社保。李静娜的境遇引来海南众多导游的同情，更有导游再次通过网络曝光海南导游无基本工资、无基本福利、无明确规定的劳动报酬，戏称自己是“三无人员”的导游们只能依靠宰客生存、致富。而揭导游“疮疤”最不留情的要数导游周志雄。前不久，他的题为《大爆料：海南导游操作内幕大全》的系列帖子将海南导游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一时间，关于海南导游“是骗子”“太黑”的指责声不断。“这都是被逼的，零负团费压得导游喘不过气来，导致海南整个旅游产业的畸形。”曾任海南导游工会主席的老陈道出了其中的无奈：欺客、宰客等不良现象都和导游有关，而根子却不在导游。 海南导游工会的老陈认为，旅行社为了争取到更多客源，只能低价竞争，降价，一直降到成本以下。牺牲的这部分就是本应给导游的工资、养老保险等保障。旅行社把压力都转嫁到导游身上，使导游的最大压力不是如何提供更好的导游服务，而是如何“填坑”（导游行话，由于旅行社零负团费接团，导游要先垫付不够的团费），如何减少整个团队的成本。 “海南旅游的畸形发展，都是零负团费惹的祸。除了拼命带购物点推销自费项目外，导游别无选择。”老陈告诉记者，不只是海南存在这种情况，只要是廉价游，无论境内境外都有着同样的情况。“海南不‘填坑’的团不到20%，一般导游出团前都要交给旅行社5000元左右的押金，一部分是向旅行社交纳的人头费、地接费，一部分是旅行社防止导游违规操作的罚款。即使顺利把团送走，旅行社不按时退还押金的事也常发生。”《大爆料：海南导游操作内幕大全》帖子的作者周志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周志雄说，导游出团前就已经垫付了几千元的团费，他们能不想方设法把这些钱从游客的口袋“挤”出来吗？他整个带团过程中就想着，这趟会不会赔，该用什么方法、技巧才能让游客去购物点，才能让游客“加点”（指增加自费旅游项目）。老导游有时候都应付不过来，新导游更是不行，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捞钱”上面，服务质量肯定会下降。 “零负团费，从一开始就把游客和导游逼到了一个不正常的关系上，必然会出现导游欺骗、诱导、迷惑游客消费、‘加点’等不良现象，不这样导游不仅白干，而且有可能亏本。”徐导游表示，明知是“填坑”团也要接，你不接，旅行社不仅要从押金里扣罚款，还可以让你以后几乎没团可接，要接只有“填坑”团，因此导游只有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接团。 长期接国外团的徐导游认为，海南应该向日本旅游界学习，在所有出境游中日本的价格一直很高，日本地接社在报价时始终把导游的收入包含在团费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旅游优势。事实也证明游客没有因为高团费而不去日本旅游。海南旅游资源的优势十分明显，地接社完全有理由相信高价团同样会有人来，可大家却没有这个信心，只知道一味压价。 徐导游说，如果海南导游能像日本导游那样有了收入保障，自然不会强制消费，游客的利益便会得到保证，出游乐趣也明显增多。保护了导游的利益就等于保护了游客的利益，也就保护了旅游行业的利益。 据了解，1989年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导游的社会地位排第9；10年后，导游的社会地位排第59；现在，导游这个职业根本排不上号。 在海南，导游们戏称自己为“三无人员”，无基本工资、无基本福利、无明确规定的劳动报酬。 海南的星级酒店评定严重缩水，好的景点和好的项目都要自费，团餐标准低。这些全岛的普遍现象不只是导游造成的，主要原因是管理缺位，旅行社操作不规范，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导游。选择品质线路，不选低价团，导游的收入得到保障，游客的出游乐趣也就能得到保障。 5．为净化合肥旅游市场，为上海世博会和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召开期间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旅游环境，合肥市旅游局近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治理整顿“零负团费”专项行动。此次“零负团费”专项整治行动从2010年3月开始，到2010年年底结束，为期10个月，重点治理“海南”游、“杭州、乌镇”游和“昆明”游、“大连”游、“香港、澳门”游等“零负团费”现象较为严重的旅游线路。 此次“零负团费”专项整治行动也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旅游局开展的全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推进实施合肥市2010年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方案，深化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希望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使“零负团费”等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得到有效抑制，促进合肥旅游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基本实现诚实守信经营，理智明白消费。 “零负团费”游香港引起的负面效应，已在香港旅游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给香港的旅游形象带来冲击。12月21日，港深旅游部门联合在深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优质诚信香港游”活动，并签订一系列协议联合遏制香港游“零负团费”的不正当竞争。 【问题】 在给定资料4中，老陈认为：欺客、宰客等不良现象都和导游有关，而根子却不在导游，海南旅游的畸形发展，都是“零负团费”惹的祸。请对上述观点进行评述。 要求：有理有据，逻辑严谨，分析恰当，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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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三十二） 【给定资料】 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精神引领。2011年11月2日，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容的“北京精神”表述语正式对外发布，引发了全国上下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探讨。许多城市紧步后尘，纷纷开始征集或准备更新当地城市精神表述语。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在加快实现“做大做强”的同时，努力转向发展的质量、成果的共享和精神的弘扬，“城市精神”已成为新的时代标签。上海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杭州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成都的“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长沙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南宁的“能帮就帮、敢做善成”等，都是一座城市对自我精神的总结、提炼和诠释。 一位土耳其诗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会忘怀的，一个是母亲的面孔，一个是城市的面孔。而所谓城市的面孔，就是城市精神的集中展现。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串起了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主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当然，城市精神不是现代特有，在我国古代也有“城市精神”。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形态，其中“都市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都市，不仅是居住的场所，而且也是文明的载体，注重文明礼仪的修养，是政权与统治存在的合法性表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曾为鲁国中都宰，也就是鲁国核心区的行政长官，孔子以礼义治邦，任职一年，便将鲁国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年，四方皆则之”。东汉经学家王肃注释道：“鲁国近东，故西方诸侯皆取法则焉。”而孔子认为，到了一个都邑，可以发现人民的教化程度，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民温柔敦厚，说明《诗》教很成功；如果明达事理，则是深于《书》教的结果；如果性情和善，则是《乐》教的成效……因此，城市精神文明，与礼义修养紧密相关，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城市，它也必定融化在它对于人民的教育与熏陶方面。这种“都市精神”既是当地经济、政治与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反过头来也对城市的建设起着引领作用。 2．就在“北京精神”表述语发布后不久，2011年11月14日，刚刚完成市委班子换届的南京市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时期“南京精神”的表述方式。要求征集的表述语既能反映南京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又能体现时代特征和价值追求，以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 提起征集城市精神的原因，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说，今后5年，是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奠定坚实基础的5年，发展已经进入至为关键、必须争先率先的重要历史关口，迫切需要与新时期、新任务相适应的城市精神引领与鼓舞。 不止南京，包括合肥、海口在内的多个城市都围绕城市精神展开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讨论与征集活动。对城市精神的重视反映了我国城市执政者不断成熟的执政观，只有对城市负责、对百姓负责，才会有这样的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城市精神如同都市社会的文化基因，不能丢失。城市精神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鲜明的旗帜导向作用和不竭的动力源泉作用。 山东大学旅游系副教授许峰说，现在全球竞争已由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直接进入城市之间的较量，不同城市都在凸显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资源和要素都趋同的情况下，不同城市对自己的个性进行定位，寻找城市精神、比拼软实力显得格外重要。“以北京为例，这个城市正在积极打造世界城市，它在中国、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各个城市中如何定位、确立自己的城市精神，将直接影响新一轮的发展。” “摒弃千城一面带来的审美疲劳，寻找到独有的城市精神，并以此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动力，成为当前富有远见卓识的城市执政者的共同选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兴国说，世界上很多城市都有概括出来的理念精神，并以此作为灯塔，照耀着城市的航程。 执政思维的变化，实际上顺应了百姓的新期待。市民对城市精神的渴望在近来的热烈讨论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短短8个字的“北京精神”就是由290余万首都市民踊跃参与投票选出的，浓缩了北京市民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正如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国学院院长陈来所说，“我们都爱这个城市，所以对城市精神的提炼一丝不苟”。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希望能以我的城市为傲。”南京一位普通市民的话道出了新时期群众的心声。城市发展的主体是市民群众，积极、理性的市民精神是城市之所以富有独特魅力和勃勃生机的灵魂所在，也是城市成为创新源泉的原因。 许峰认为，城市精神表述语的提炼作为满足群众需求的第一步，一定要鲜活起来，让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将城市精神转化为城市内生价值和全体市民的文化自觉行动。 3．广大群众对目前已有的城市精神的认同度是怎样的呢？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半月谈网开展的“我心中的城市精神”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您所知的一些城市提炼出的城市精神，您的感受是________。”的多项选择题中，选择“很精辟”“很切合实际”“很给力”的分别是206票（8%）、338票（13%）和192票（7%）；而选择“抽象空洞”“相互雷同”“陈词滥调”“与百姓有隔膜”的分别为509票（19%）、431票（16%）、358票（14%）和593票（23%）。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部分的网民对已有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并不太满意。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脱离百姓、脱离生活的城市精神表述终究是苍白而无生命力的。“当前一些城市精神的提炼缺少的正是尊重市民，尊重生活。”杭州市一家书店的老板郭某说，仔细阅读媒体的报道就可看出，许多地方提炼、发布“城市精神”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表面上有多层程序设计，也能够广泛吸纳民意，但最终表述往往令人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地成立调研组，征集意见，论证研讨。政府部门为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城市精神用语确定、发布后，往往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据2012年2月6日《新快报》统计，2011年，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14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推出了本地的城市精神。在这些城市精神中，“创新”出现11次，“开放”出现10次，“和谐”出现9次，“诚信”出现7次，“包容”和“爱国”分别出现5次和3次。东部沿海城市多以“海纳百川”来体现包容；西部地区更倾向用“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等词汇。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爱若·沙里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是什么。”在我国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约50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央商务区，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或区域性金融中心。“低头是瓷砖，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条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百姓对城市样式的描述。而以“阿卡迪亚”“普罗旺斯”“曼哈顿”等命名的城市社区或楼盘更是难以计数，弱化了城市应有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金波说：“当前许多地方的城市精神出现雷同现象，说明对城市精神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对城市未来的展望非常充分，但对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不足，出现泛政治化、教条化、口号化倾向。”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 许多城市规划专家口中常念叨一个词——“禀赋”。这本是用来形容人的体魄和智力等先天条件，用在城市规划中就将其用来形容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城市精神也要依据城市的“禀赋”，即时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和空间维度上的地域环境。 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城市精神大讨论的古都洛阳，也因其建都早、朝代多的厚重历史激发了各行各业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在《过洛阳故城》中写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历史孕育滋养着洛阳精神的根。”市民杨小春说，虽然“包容”、“博大”等时常被用来形容洛阳，但这些词无法反映出洛阳精神的精髓，尚需从传统历史文化土壤中去挖掘。 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传统必然孕育出不同的城市精神。“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昆明精神中，“春融万物”体现了昆明的人文地理特征。明代杨慎有诗称昆明“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春城”也孕育出市民良善谦和、热情好客的特征。而“登高涉远、负重向前”的重庆精神则暗含了大山大江这一核心要素，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指的是一座江山之城。大山是重庆的傲骨，大江是重庆的柔情。二者决定重庆人的生存方式，孕育重庆人的文化特色，塑造重庆人的性格特征。这座城市的精神特征都源自于大山大江的滋养和培育。其他诸如江西九江精神中的“融汇九川”、呼和浩特的“骏马精神、草原气质”等，都是地域传统在城市精神中的传神写照。 4．“北京精神”发布后，各地的网络城市论坛、贴吧、QQ空间等活跃的虚拟空间里，出现大量娱乐版的城市精神。有网友发帖称：天津的城市精神是“精卫填海”和“煎饼果子”，西安的城市精神是“一碗胡辣汤、老陕吼秦腔、油泼辣子夹锅盔、羊肉泡馍就糖蒜”……百姓对城市精神的草根视角演绎，折射出城市精神中某些动人之处往往深藏于、活跃于“婚丧嫁娶添人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间生活中。 “兰州只有一条河，那就是黄河；只有一条路，是丝绸之路；只有一本书，是《读者》；只有一所学校，是兰州大学；只有一碗面，是兰州拉面……”，这是一条流传广泛的段子。兰州大学副教授黎春林说：“民间是管窥城市精神最好的窗口，它隐藏着城市精神最质朴、最原始的细胞。这条诙谐的段子，透露出兰州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也反映出兰州力争卓越的城市精神特征。” 当某些城市大张旗鼓“炮制”口号式的城市精神时，一些小城市乃至县城在打造和坚守自己城市精神方面，已有成功的实践。“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镌刻在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迎春桥头的这副对联，百年来悄无声息滋润着如皋人的灵魂。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心接力中，在一个又一个的感人故事里，如皋人不断为自己的城市增添“爱”的篝火，增厚“善”的河床。“慈善基金会”“爱心邮路”“爱心超市”“爱心团队”等数百个民间团体，将如皋精神熊熊燃烧。 5．在论坛上，不少网友也对城市精神展开持续热议。网友“123风向球”说：“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但问题是，如何培养这种城市精神？难道说我们千辛万苦选出的城市精神就是几个漂亮的形容词？我们动员各方力量、费尽周折选出的城市精神就是为了给城市的脸上贴一个漂亮的标签？” 不少网友还认为，现在有些城市似乎并没有因为有了这些漂亮形容词而发生质的提升。他们纷纷建议，城市的管理者应当制定出详细的规则，为实现城市精神而真抓实干。 张家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苏州的落后地区，经过近20年的跨越发展，张家港城市现代化模样已然成形：楼高路阔，市容整洁。而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扑面而来的更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能够后来居上，我们靠的就是‘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这个精神永远是张家港的发展灵魂。”张家港市委书记徐美健说。 还有一些城市在经历高速工业化阶段后，选择将城市精神旗帜插在下一个发展制高点。半月谈记者走进宁波市北仑区，不少社区书香阵阵。政府向包括外来务工者在内的全体市民发出“学习总动员”。北仑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匡新泉告诉记者，北仑目前已经建立了近200个职工读书会，区政府给每个“市民素质工程点”都设一个流动读书站，以方便职工读书借书，提升精神境界。“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可望成为北仑未来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是“齐国”古都所在地，当地政府将“诚信”作为历史价值理念注入城市精神之中。他们效仿古人立“信”，先求诸己，让市民直接对党政机关进行一年一度的诚信评议。2008年以来，当地群众对政府诚信满意度都超过了90%。 2011年10月的“小悦悦事件”，深深刺痛国人内心。2岁女童小悦悦在广东佛山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只有一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当城市经济的发展成果令人赞叹之际，一些城市人际关系的冷漠、城市道德文化精神的缺失却让人心寒。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精神的本质是人的精神。人们把多少理想、个性、激情融入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就会拥有多强的个性魅力。城市精神，它可以体现在出租车司机的一次载客服务，可以体现在普通市民给外来打工者的一次街头指路，也可以体现在行人对摔倒陌生老人的一次出手相扶…… 提起城市精神，不能不说上海世博会。这场长达半年的盛会也是城市精神的一次大巡礼。上海地铁耀华路站站长李垚发现广播对大客流疏导很有作用后，立即为乘客定制温馨提示的地铁广播词，多达三十几条；环卫工人傅小琴，右手5个茧，左手3个茧，在这双深夜奋力打扫世博园的手上，可以摸到一座城市的尽心尽力；上海市文明办主任马春雷说，上海世博会留下的精神财富，已在社会各个角落绽放，从学习排队到提倡志愿服务，其积极影响无法估量。 在西部地区的贵阳市，2007年重新制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政绩考评标准，激发了各级官员带动全民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的积极性，生态伦理文化一跃上升为全市主流文化。全市生态文明志愿者达36万之多。正是这些绿色志愿者一日一日的守望，才让贵阳的天更蓝、草更绿。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空间里，每一天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传递着淳朴深厚的人性温暖，在释放着微弱而又强大的精神能量。他们被生活吸引着、感动着、激励着，然后，他们将这种吸引、感动、激励加倍回馈给生活，奉献给城市。正如一位观察人士指出，在日常的坚守中，我们的城市正经历着一次次人性的观照，一次次道德的复活，一次次灵魂的撞击。一点点星火，交相辉映成灯塔，照亮城市头顶上那一片辽阔星空。 6．二战后，有城市规划专家提出，伦敦市区主干道应当改良成为直道以节约空间。为此英国政府还特意开会讨论，但最终还是认为应当还以历史原貌。这个决定受到了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欢迎。今天在伦敦街头常常能听到人们对堵车排队的抱怨，但从没有一个人认为保持城市旧貌有什么错。伦敦市政府曾计划仿效纽约在市中心建造多座摩天大楼，但是一直遭到多数民众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些摩天大楼会掩盖住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的光芒，让这些历史建筑存在于现代化的阴影之下。最终伦敦市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这项计划。在英国人看来，他们并不羡慕生活在高楼大厦之下。相反，享受久远历史带给自己生活的乐趣才是这个岛国得以延续的根本。 关于洛杉矶的城市精神究竟是什么，2011年6月份，《洛杉矶时报》的专栏记者保罗·维特菲尔德在一篇文章中问道“洛杉矶：还是梦想之城吗？”这跟1935年同样是《洛杉矶时报》著名记者哈里·卡尔所著的《洛杉矶：梦想之城》遥相呼应。确实如他所说，自洛杉矶从上个世纪初崛起以来，这座城市就象征着阳光下无拘束的自由和好莱坞一夜成名的梦想。“当你说起你是来自于洛杉矶时，你可以看到对方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问你：‘认识好莱坞的影星么？’”当年老鹰乐队一曲风靡全球的《加州旅馆》中的那种对洛杉矶地区奢靡的上流社会的理解，或是每一个从美国其他地区前往洛杉矶寻梦的青年的理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作为日本第二大城市的大阪，当询问当地人“大阪最有魅力的是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是“大阪人”。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明末至清朝晚期），大阪航运发达，日本几乎所有米粮都经由大阪运往其他各地，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明治维新时期，大阪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有“东方的曼彻斯特”之称。1970年大阪成为亚洲第一个举办世博会的城市。自此大阪开始打造软实力，处处强调大阪的特色、与众不同、富饶便利等，那时号召大阪人具备的精神就是努力、向上、互助。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结合当前实际，以“城市精神”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撰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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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三十一） 【给定资料】 广大群众对目前已有的城市精神的认同度是怎样的呢？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半月谈网开展的“我心中的城市精神”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您所知的一些城市提炼出的城市精神，您的感受是______。”的多项选择题中，选择“很精辟”“很切合实际”“很给力”的分别是206票（8%）、338票（13%）和192票（7%）；而选择“抽象空洞”“相互雷同”“陈词滥调”“与百姓有隔膜”的分别为509票（19%）、431票（16%）、358票（14%）和593票（23%）。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部分的网民对已有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并不太满意。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脱离百姓、脱离生活的城市精神表述终究是苍白而无生命力的。“当前一些城市精神的提炼缺少的正是尊重市民，尊重生活。”杭州市一家书店的老板郭某说，仔细阅读媒体的报道就可看出，许多地方提炼、发布“城市精神”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表面上有多层程序设计，也能够广泛吸纳民意，但最终表述往往令人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地成立调研组，征集意见，论证研讨。政府部门为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城市精神用语确定、发布后，往往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据2012年2月6日《新快报》统计，2011年，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14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推出了本地的城市精神。在这些城市精神中，“创新”出现11次，“开放”出现10次，“和谐”出现9次，“诚信”出现7次，“包容”和“爱国”分别出现5次和3次。东部沿海城市多以“海纳百川”来体现包容；西部地区更倾向用“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等词汇。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爱若·沙里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是什么。”在我国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约50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央商务区，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或区域性金融中心。“低头是瓷砖，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条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百姓对城市样式的描述。而以“阿卡迪亚”“普罗旺斯”“曼哈顿”等命名的城市社区或楼盘更是难以计数，弱化了城市应有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金波说：“当前许多地方的城市精神出现雷同现象，说明对城市精神的认知仍然比较模糊，对城市未来的展望非常充分，但对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不足，出现泛政治化、教条化、口号化倾向。”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 许多城市规划专家口中常念叨一个词——“禀赋”。这本是用来形容人的体魄和智力等先天条件，用在城市规划中就将其用来形容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城市精神也要依据城市的“禀赋”，即时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和空间维度上的地域环境。 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城市精神大讨论的古都洛阳，也因其建都早、朝代多的厚重历史激发了各行各业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曾在《过洛阳故城》中写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历史孕育滋养着洛阳精神的根。”市民杨小春说，虽然“包容”、“博大”等时常被用来形容洛阳，但这些词无法反映出洛阳精神的精髓，尚需从传统历史文化土壤中去挖掘。 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传统必然孕育出不同的城市精神。“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昆明精神中，“春融万物”体现了昆明的人文地理特征。明代杨慎有诗称昆明“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春城”也孕育出市民良善谦和、热情好客的特征。而“登高涉远、负重向前”的重庆精神则暗含了大山大江这一核心要素，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指的是一座江山之城。大山是重庆的傲骨，大江是重庆的柔情。二者决定重庆人的生存方式，孕育重庆人的文化特色，塑造重庆人的性格特征。这座城市的精神特征都源自于大山大江的滋养和培育。其他诸如江西九江精神中的“融汇九川”、呼和浩特的“骏马精神、草原气质”等，都是地域传统在城市精神中的传神写照。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城市精神要真正走出‘千城一面’，凸显丰富个性，并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感受和期盼相契合，就必须首先找到城市精神的‘根’。”结合当前现实，简要分析我国城市精神的“根”是什么。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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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三十二） 【给定资料】 在W市举行的“楚天汽车文化节”上，几名身着比基尼的女童车模亮相，引来围观。媒体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位看过表演的车友说，让小孩子穿比基尼做车模，商家在坑害“祖国的花朵”，家长太不负责任。 一个童模的妈妈感到很委屈，觉得“他们是不是想歪了”？她曾带孩子多次参加童模比赛，并认为通过走秀可以让孩子身体更健康，性格更开朗。 评论员A： 与成人车模不同，儿童比基尼车模的看点显然不在其身材，而是通过对纯洁童真的消费，以“意识不良”的软色情方式，满足部分人的猎奇心理。然而，成人化包装的矫饰造作，恰恰背离了儿童应有的天然纯真。卢梭曾说过，“在人生的秩序里，儿童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孩子看做孩子”。儿童站在靠性感搏出位的车展舞台上，像成人一样搔首弄姿，这既是对孩子的误导，也是对童真的扭曲。 对于某些缺乏道德血液的商家而言，在利益驱动之下，也就把社会责任感抛之脑后，顾不上对未成年人身心的呵护和权益的尊重。然而，作为父母，总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在社会浮躁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将孩子过早带入成人世界、商业舞台，或许能满足家长一时的虚荣心，让家长获得短期的物质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只会剥夺孩子的童真与天性，让孩子形成功利错误的价值观。 评论员B： 这次车展，可能在儿童们看来，跟一次幼儿园的文艺演出没有什么两样，她们甚至于很开心。但是否存在着不利影响，是否存在潜在的身心伤害，是否存在着不良后遗症，眼下她们恐怕全然不能知晓。她们开心了，笑了，并不能代表她们没有受伤害。这正如前不久发生的虐童事件中的主角一样。有人说虐童幼师将提耳朵的儿童放下时，他笑了，所以不存在虐待。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如果儿童的感受就意味着一切，那么发达国家为什么要有监护人制度？要有儿童保护组织呢？ 家长认为正确的事情，也应该辩证看待。影片《刮痧》所反映的由中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情节，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国人认为刮痧很好，但在美国人看来，带孩子去刮痧意味着对孩子实施了虐待，儿童保护机构和相关法律就不予原谅。再比如，对家庭中出现的一些较为严重的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家长连监护权也可能被剥夺。同样，带孩子穿比基尼当车模的行为，是否存在着误导，存在着对孩子的心理虐待，恐怕也不能仅由家长说了算。 评论员C： 汽车既然也能成为一种文化，女童们出现在车展现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现在都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女童身着比基尼亮相车展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首先一点，只要主办方不占用女童的学习时间，本着“重在参与，展示个性”的目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其次，只要我们家长不存在功利性，没有把女童作为“摇钱树”，我想，即便让孩子当回“比基尼车模”也没有什么，这毕竟锻炼了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评论员D： 这场车模秀只是由商家赞助的一次“文化节”，并不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尤其是那些家长们，让自己的女儿参加走秀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借助这样一个难得的平台，给孩子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家长不是“见钱眼开”，孩子也不是学着“从小赚钱”。 当今是个多元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应该多元，发展的路径也可以多样化。模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职业，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门艺术，显示出了越来越广阔的前景。少年儿童从小学习模特走秀，如同学习唱歌跳舞、书法绘画、打球练操一样。艺术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模特行业只要是遵循艺术规律，注重艺术修养，讲究艺术品格，就不应该被人说三道四。其实比基尼也不过是一种舞台道具，和京剧中穿着的长袍、水袖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为何一定要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儿童纯真的装扮？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儿童可以在澡堂、浴场公开穿比基尼，怎么在舞台上就变得“有毒”、“有害”了？ 【问题】 “给定资料”中对“比基尼女模”提到了几种观点，请对这些观点进行归纳。 要求：概括全面，简洁明了，条理清晰，不超过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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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二十一） 【给定资料】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社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而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和成本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地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 【问题】 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出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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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三十）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解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师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800～1000字。
解析
<问答题>（十二） 【给定资料】 1．2009年，在人们对水价调整议论纷纷的背景下，某部门邀请某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B书记，某报W记者，公用事业专家X、Y、T、G，某外资投资公司S副总裁、M经理，市民代表D、C等，开了一次座谈会。下面是座谈记录。 W记者：我觉得水它不单纯是一种商品，它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不能单纯地以商品来计价。因为政府从税收里头就已经提取了一些资金，居民对这块资源理应低价共享。H总经理：十年前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认为水是自来水、福利水，不是商品。自来水公司长期不参与市场竞争，亏损靠补贴，投资靠拨款，企业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持续低迷的水费征收率，居高不下的管网漏失率，加上积累下来的几亿元社会拖欠水费，成了我面前的大难题。一栋297户的居民楼，12年不交水费，周围的居民楼也在关注着他们，这个事态如果扩大，全市可能都要不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下决心采取行动。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对这栋楼停了水，一直停了36天。停水后第二天，铺天盖地的报纸，整版整版的报道、评论这件事。停水之后，陆陆续续有居民开始交水费了，可是管网就这一根，对已经交水费的居民怎么办？我们说下决心，对交水费的居民提供矿泉水。我们职工就把矿泉水一桶一桶地扛到他的家里。后来我们听说了，这栋楼的居民走在街上，不敢说是这栋楼，谁要说是这栋楼的居民，大家都谴责他，形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但这还不够，供水企业要不要盈利，是不是亏得越多越光荣，光停水还解决不了。 X专家：供水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追求盈利，讲究成本，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 G专家：作为企业，好像盈利是一种天然的冲动，所以我们说有涨价的冲动。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各国通用的。我最近到墨尔本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供水企业，盈利率根低，看去年的年报，它的净资产回报率大概只有1%到2%的样子。如果我们说自来水公司是公用性质的企业，那么它就不应当有盈利冲动。 Y专家：供水行业的特点是自然垄断性，它在市场上是不可竞争的。对我们公用事业，消费并没有选择权。这样一个自然垄断的企业，要有盈利，就很可能获取超额利润，消费者质疑它涨价是不奇怪的。 S副总裁：我觉得法国做得比较好，它的水价构成是供水的全部成本，除一些生产成本之外，还有税金，再加上投资成本，还有其他新设施的投资，比如说管网的投资，这些成本必须是客户认可的，运营商也认可的，予以公开。法国近几年跟随欧盟的标准供水，每年的水价都有一点增长，不是十年不涨，一下子涨很多。 H总经理：如果公用企业的利润仅靠调价来实现，这是不全面的，应当加强管理，减员增效，降低成本，而不是把实现利润的目标和手段放到调价这一个措施上。水，它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品。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大、发展，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加。我们市现在每年都要以五万吨的量增加着供水的需求，可是亏损状况依然存在。是引入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通过涨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其它的思路？ M经理：我觉得解决中国供水行业问题，必须选择引进社会资本这一条。 B书记：我认为现在水价非常低，不利于自来水公司的发展。我们市现在居民水价才一块钱一吨，每人平均每月用水量三吨左右，十天才用一吨，放到一天才一毛钱。现在买根黄瓜都得三毛钱，你说这个水价低不低？ D代表：黄瓜和水的问题，没有可比性。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从两个方面看。1985年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现在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这样比较一下，我感觉水价可能是高。 Y专家：我觉得这位先生说得非常有理，水价是高还是低必须有个参照物。从国际上看，水价占家庭收入3%以下是合理的，超过3%就不合理。 M经理：我们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算过，只有个别城市达到了1%，其它城市都在1%以下，大概多数在0.5%左右。 Y专家：公用事业发展长期以来比较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2007年和1990年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增长了7倍，某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两倍，但公用事业投资太少，城市居民缺少应有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单靠涨价不能解决投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打破政府包办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公用事业设施的提供和服务中去。近些年来，引进了大量外资，世界上一些知名的水务集团，已经在中国的水务版网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引入外资又摆脱的。我们请H总谈谈他们这样做的理由。 H总经理：引进外资最初是把回报率确定下米，同时把水量确定下来。但后来的发展，我们供水企业的负担比较重，政府又不能把这个投资回报的压力转移给老百姓，政府的财力又不能在短期内满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回报要求，而它的高利润回报的要求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进行重组的一个原因。这时我们大胆地引进市场机制，眼睛向内，挖掘潜力，不找市长找市场，一个最突出的政策叫“万吨水十个人”。那就是我们对八个城区的自来水公司，实行每万吨水只给十个人的工资。以前这个人数差不多30人，这一下子就砍掉了20个人的饭碗。在这个问题上，我把压力加给了我们各区的经营者，他们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B书记：我当时在东方区当经理，500多人，一个月就给我160多人的工资，你说让我咋活啊。那时候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嘴上净起大水泡。可后来，我拿到了奖励。 Y专家：刚才H总说万吨水10个人，既可喜也可悲。可喜的是我们H总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压缩成本来提高服务，使消费者受益。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万吨只需要10人，甚至不需要10人，但是我们过去却用了30人，这30人的成本都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甚至政府财政来背负的。 M经理：刚才H总讲到了只给三分之一的人发工资。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去到市场上去，自己去揽生意，自来水公司能够揽到什么生意呢？作为这样一个垄断性的行业，让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去给自己挣口饭吃，我觉得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T专家：对外资进入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对外资的管理，对外资的技术，对外资提高行业的管理水平，看法是一致的。 H总经理：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强调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控制力，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政府缺少控制力。我到过国外一些地方，他们是政府控制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就是政府把经营权拿出来在全社会招标，选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运营商来运营，这样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观察报》上我看到一组专题，叫做“水价上涨背后的跨国势力”，你们觉得这种直接关联度到底有多大？ W记者：我是参与了这个专题。做完这个专题到现在，外资究竟跟水价上涨是不是有关联，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谨慎，他们不愿意直面我们记者的调查。 M经理：我认为涨价和外资没任何关系。西北某市从1992年到2006年水价上涨七次，而某知名外资水务集团是2007年与该市进行合作的。 X、Y：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外资公司购买了我们水项目的股权后，势必会对水价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投资是要收回利润的。 S副总裁：我们的算法，作为一个投资项目，首先我要看这个城市的发展，有没有发展前景。比如说某大城市，当初我们认为它是国家鼓励的西部开发地区。人口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排名在前，那么它将来的用水量一定是增加的，所以不涨水价我们也可以生存。在那里我们进去七年都不涨水价，怎么能说只赚不赔呢？ C代表：我的看法是，国外的资本进来毕竟是追求利润的，不可能是来学雷锋、给你做好事的。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外资进入中国水务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平衡。企业有盈利的需求，但水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有它的公益性。 2．某市居民对2004年7月10日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当天下午16时左右，该市上空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10多座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一些地下商场、地铁站也被雨水淹没，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某负责人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那场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我们的笑话。”这样的事件在全国根多城市都曾出现。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3．截至2009年4月份，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9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 4．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比例的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这让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 2008年1月，S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P市原本已经出售的水厂现已被收回。专家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做透，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某报记者在报道中大声疾呼：“这样大规模地出售公用事业产权，世界罕见！以前地方政府是卖地赚钱，现在把市政公用事业也卖出去，这些都卖完了该怎么办？不客气地说，这简直是败家子行为！” 5．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59人，在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络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反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主要靠这2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重新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约97%。 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可是全市每天用水量却比十几年前下降了几十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6．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首当其冲是加强节水。在加大节水、治污和污水资源化力度的同时，还要从水量相对充沛的长江流域向黄淮海地区调水，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我国的南水北调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从论证规划到设计施工，历时半个世纪，贯穿豫、冀、京、津等多省市。为了让北方群众喝上“放心水”，在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丹江口库区，掀起了一场防污治污生态保卫战。如今，丹江口库区水土流失现象已得到有效控制，水源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在被誉为“亚洲天池”的丹江口水库放眼远眺，碧波荡漾，茫无涯际。当地水务部门评价结果显示，丹江口水库库区7个断面水质完全符合南水北调的调水标准。 7．根据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250万至300万立方米/日，海水利用对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的贡献率将达到26%至37%，国家海水淡化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说，日前天津生产的淡化海水在本地工业中的利用率已达100%。海水淡化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可拉动化工、材料、冶金、机械制造、仪表及自动化等产业发展，这对于沿海的一些企业来说也蕴藏着无限的商机。 8．目前占世界人口40%的8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许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美国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护水源，水源重复利用，调节河川径流，选育抗旱品种，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整作物种类和市场供应等。以色列地处干旱半干旱的沙漠地带，为克服降水不足，以色列大力开发灌溉地，农业灌溉用水中20%为不可饮用水。灌溉方法主要是滴灌和喷灌，水的利用率分别可达95%和80%。全部采用电脑管理，利用水分感应器自动调节灌溉，包括灌溉时间、次数、间隔、灌溉量等。澳大利亚有70%的地区雨量在500毫米以下，全国地面水源不多。他们不断采用新的节水灌溉方法，例如把12厘米的滴水管埋入地下，把水和肥料溶液直接滴灌在西红柿等作物的根部，多余的肥料不致污染水渠，不但节省大量水肥，而且可收获90%的优质蔬菜，传统的灌溉方法只能收获60%～70%。许多国家的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匀，因此修建蓄水库和跨流域调水工程成为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巴基斯坦的西水东调工程，从西三河向东三河调水，调水总流量高达2915立方米/秒，平均年调水量222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55万公顷。一些国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形成了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如以色列，不仅对地表水、地下水实行统一管理，而且对废水循环利用、人工降水、海水淡化和盐水灌溉，甚至抽水站和输水管线等也实行统一管理。并通过立法，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 【问题】 记者在报道中大声疾呼，痛斥败家子行为（见“给定资料4”画横线处）。有关职能部门准备对记者的这一论断给予回应。请你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草拟一份回应稿件的内容要点。 要求： （1）写出内容要点，不必写成文章；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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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六） 【给定资料】 毋庸讳言，教育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2012年9月1日，湖北黄冈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据悉，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中心小学，仍有3000余人缺乏课桌。有的学生因此把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子为其报到。网友曾列出各地的豪华政府大楼排行榜，其中麻城市政府大楼赫然在列，当地有民众称这栋气派的大楼为“麻城白宫”。2012年8月，麻城统计局曾自豪地公布消息，上半年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7项经济指标位居黄冈第一。 从2012年年初开始，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推行“海燕争星”主题教育活动，每个孩子都有专门的本子用来盖上特定的印章。专心听讲等表现优异的盖上红色印章以示奖励；违纪等表现不好的盖上蓝色印章以示惩罚。集齐一定数量的红色印章后，可以获得校长在全校颁发的荣誉奖章，并可填写一张“心愿卡”由老师或家长帮助实现。9月25日，上芬小学三年级一班的3名学生被老师在脸上、手上等部位盖上了蓝色的印章。一名被盖章的学生对记者说，“大家都知道蓝色代表不听话，表现差，很多同学都在笑我，很伤自尊心”。这名学生称，他曾要求老师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但遭到老师的拒绝。老师还要求他，只有回家才能擦掉。 2012年10月15日，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在批改作业后，十分钟内连扇女童数十耳光。被打女童今年5岁，其父亲称该老师是因为孩子不会做算术题“十加一”而被打。其他孩子也受到不同程度施暴。同月24日，民办学校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的教师颜艳红因“一时好玩”在该园活动室里强行揪住一名幼童双耳向上提起，同时让另一名教师用手机拍下，之后该视频被上传到网上。被揪耳幼童双脚离地近20厘米，表情痛苦，嚎啕不止。颜艳红却神情愉悦，乐在其中。 肇庆市教育局向辖下各县（市、区）教育局及市直属学校下发肇局际办2013年2号文件，要求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一定要从肇庆实验中学案件中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规范教育收费。据通报文件中说，“肇庆实验中学2012年在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下，违规招收择校生149人，共收取择校费1713500元，并收取其中120名分数较低的择校生捐资助学费共356000元。此外，该校还收取了7名插班生捐资助学费19000元。上述做法违反了广东省教育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广东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2012年广东省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对此，省治理教育乱收费厅际联席办已责成相关部门作出严肃处理：免去肇庆实验中学校长职务；将违规收取的捐资助学款，全额退还给学生；对肇庆实验中学乱收费问题进行通报批评。” 【问题】 简要概括“给定资料”中提到的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给定资料”，谈谈安定区和大化瑶族自治县的做法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要求：概括准确简明，观点明确，语言精练。不超过4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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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四十六） 【给定资料】 1．“这是一个母女三人的故事——关于莫扎特和门德尔松，关于钢琴和小提琴，以及我们如何成功地登上卡内基音乐大厅的舞台。”48岁的耶鲁法学院教授、美籍华裔移民蔡美儿在她的新书《虎妈战歌》介绍中写道。这位华裔母亲和她的女儿们不仅登上了卡内基音乐大厅，也登上了美国媒体的首页。《华尔街日报》对她的故事进行了连续报道，《时代》周刊则将她选为了封面人物。 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优雅的故事，她或许不会成为全美国的焦点。身为华裔的蔡美儿认为严厉的中式家教比宽松的西式教育优越，并以自己为例——为使小女儿露露熟练地弹奏雅克·依伯特的钢琴曲，她要求女儿从傍晚一直弹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不许吃饭，不许上洗手间。最终她的女儿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登台表演。“为什么中国妈妈比美国妈妈更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 “虎妈”蔡美儿为两个女儿制定十大戒律，自称“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蔡美儿宣告：魔鬼式的训练是成功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小孩总在世界上扫荡各类数学和音乐大奖。而那些“软蛋”西方家长却从来不敢要求儿女这么做，他们甚至明知道孩子体重已经超标，却不敢在他们面前提一个“肥”字。 美国读者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愤怒之后开始反思，并在网上掀起了一场举国大讨论。“我们真的要失败了吗？我们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如何避免成为失败者？”无论如何自省，绝大部分美国人对深入他们骨髓的基本精神仍然坚持不移：比如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自己的孩子。 2．自称“中国狼爸”的香港商人萧百佑，用“打”的教育方式，将四个孩子送进北大，自己也跻身成功父母行列，出版教子经《所以，北大兄妹》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以“打”为法宝的“中国狼爸”再次掀起对中国国产教育模式的讨论。 崇尚国学传统的萧百佑，在他的四个孩子身上，寄托着巨大的成才希望和教育梦想。他认为，“三岁定八十”，孩子幼儿时期的性情习惯，决定了他此后的一生，而此时幼儿园的老师只能教他们游戏玩乐和一些基本知识，因此需要通过家教，对孩子进行严格引导。 萧百佑找来古时的启蒙书籍《三字经》，标注拼音，带着3岁的长子萧尧念。萧尧如果闹脾气，不用心背，萧百佑便拿起藤条抽打他的手心。开始时，萧尧背书时不努力、不认真、不断哭闹，半个月之后，背诵课文确实越来越流畅。萧百佑的妻子开始很反对他的做法，见儿子如此长进，非常高兴，便同意了丈夫的教育方式。萧百佑得到妻子的配合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执行他的“棍棒教育法”。在“狼爸看来”，体罚不是传统家教的全部、更不是传统家教的目的，体罚是师长、尤其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福祉。 为防止孩子学坏，萧百佑对他们进行了“社交管制”。如果谁要去同学家串门，必须经过烦琐的申请审批程序。他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工作，都会给孩子布置任务，随时监控孩子的行踪。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也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反抗父亲：“什么都要听你的，太不民主了。”然而萧百佑振振有词：“什么是民主？你们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 一些业界教育专家表示，“狼爸”和“虎妈”的做法如出一辙，是对孩子一种强悍的管制，如果说按他们书中所写的方法来管孩子就能成功，那么真是简单，天下父母都可以是“成功父母”了。“所以，假如‘狼爸’的孩子真的很优秀，那敢肯定他在生活中绝不是像书中所写那样对待孩子，他是只写其一不写其二；假如他真是像书中所写那样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那他的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即使学习成绩好，心理也不会健康。” 有专家也认为，“自己是主，孩子是民”——有这样的爸爸，注定没有幸福的童年。没有幸福的童年，很难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因为童年的经历影响人的一生。而且，“狼爸”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而他的成败又界定得那么狭窄：考上好的学校。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是非常低级的人生幸福观。 3．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4．“孩子表现不好，就在他脸上盖个蓝墨水的印章，这跟古代给犯人脸上刺字有什么区别？”2012年9月25日，有家长投诉称，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有老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记者在该校三年一班教室内看到，有3名孩子脸上分别有红、蓝两种颜色印章。涉事老师称，该校有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她个人考虑欠妥，将原本应该盖在本子上的印章用在学生脸上。上芬小学副校长向孩子及家长表示歉意，并称会认真反思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对涉事老师这种粗鄙做法，不少网友怒不可遏。尤其在教师节刚过去不久，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痛心，促人反思。 给孩子脸上盖章，这是刺向教育的现代黥刑，因为类似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地发生。从给差生戴“绿领巾”，到要求差生在走廊考试，从给差生测智商，到要求差生缴纳“不听话押金”……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的坐实，断难想象在现实中居然有这样冷漠而野蛮的教育思维。每一次丑闻爆发后，相关学校在纠错之余，总是不免辩解：考虑欠妥，这样做是为孩子好、激励差生，初衷不错、方式不对云云。如此辩解，苍白得没有一丝温情，初衷好就可以羞辱孩子吗？何况初衷好不好还不一定，有些老师这样做，无非是释放内心的恶，或给差生点颜色看看，这种羞辱式教育只为让孩子驯服而已。 报道中有一处细节令人心碎。一名被盖了蓝印章的孩子称，他曾要求老师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但遭到老师的拒绝，老师还告知他，只有回家才能擦掉。每个人都有尊严，孩子自然不例外，当他乞求老师盖在手里时是多么卑微而无奈，遭到老师拒绝后又该多么绝望而痛苦。 有识之士认为，“教育是培养，而不是选拔和淘汰。教育要让每一个人都在进步，教人上台阶，而不是用台阶把人简单分类。”此说不无道理，任何心怀善意、懂得教育规律的校长和老师，都应该坚持有教无类。但为何总有老师无视职业道德，以羞辱学生为能？ 5．有报道称，近日，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7对家长坦言，此举实属无奈，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这处“世外桃源”在武汉市黄陂木兰山脚下的一所闲置小学。两层的教学楼一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二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其中，幼儿活动室里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制的积木和用布缝的手工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 除了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课堂学习外，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8岁女孩朱佳曾上过三年私塾。她认为，在村里学的内容和学校没啥区别，但自由时间更多，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我们追求的教育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让孩子在做中学、玩中学。”家长杨女士说。 “远离城市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6．某大报2013年1月9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谈到“桃花源式”教育，有网友评论，这是拿孩子的前程赌博，私塾式教育、在家上学远不适应当下社会成员所需素质。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的一生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顺畅融入社会。小孩子要学会合群，许多知识、能力的培养要在设定的集体环境中完成。个人学问再大也不能取代学校，取代有专业资质的教师群体。 从深层次说，类似“逃离”事件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当前我们公共教育的弊端和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忧虑，学校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深刻反思。 拿学前教育来说，幼儿阶段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玩耍、游戏、模仿等适合幼童发育阶段的方式愉快开展；通过集体生活养成好习惯。可目前不少幼儿园把小学课程内的语文、数学、外语搬来，个别从业者甚至体罚幼儿，这样如何令人放心？中小学教育值得反思的是，应试偏向不仅把孩子、家长搞辛苦，更把人训练得功利、短视，谈何健全人格培养？瞄准考试、考级的繁重课业和训练，挤掉了必要的体育、劳动、艺术教育与兴趣阅读，谈何全面发展？教育界主张的小班教学、课堂讨论、探索实践、劳动能力训练久推不动，对于自然、社会、家乡这些生存发展本源的认知和思索无从谈起，遑论创新潜质？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会提升还是下降？ 从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对于公共教育的改进，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公共教育被诟病有自身问题，更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当一个社会的功利倾向膨胀到不顾长远时，自然会左右教育偏离本源。革除教育弊端须从改革一些社会基本制度，化解某些社会基本矛盾人手，比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缩小阶层差距、尊重劳动者、推进公平正义、遏制低俗传媒。教育也必须建立家长参与改革的机制。对于社会弊端，是逃避还是付出努力参与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选择，而且不能再等下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当童话大王郑渊洁与儿子郑亚旗“合谋退学”时，这种行为还有些惊世骇俗，但现在，因为不满学校教育而回归家庭的案例遍布我国各地。而国外经验的支持，也让不少家长获得迈出这一步的勇气。 几乎所有下定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的家长，在阐述原因时都首先提到自己已经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重复灌输、压抑天性，孩子在重压之下，既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也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追不得已，这些家长只能自己寻求、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虽然看上去很美，深究之下也暴露出不少家长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学校的知识教育毫无意义？ 事实上，学校进行知识教育本身并没有错，出现偏差的是知识教育的内容和传授方式。家长应该做的，是要从知识结构和传授方式上进行纠正。如果因为反感学校向学生灌输“无用知识”，就让“在家上学的孩子走上只读经典的极端，恐怕就会过犹不及，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误区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势不两立？ 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不能够互相取代，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当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时，家长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可以全面代替学校教育的“在家上学”，而是需要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放大了学校教育的偏差，能不能给孩子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误区三：社交环境可以人为制造？ “在家上学”模式很难人为制造出学校能够提供的社交环境，会让孩子脱离同龄人的主流生活模式，可能会对他们未来融入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误区四：孩子当成才还是“成人”？ 尽管多数家长的初衷和口号都是让孩子自然发展天性，但其教育目标的设定，却又明显表现出期望孩子成为杰出人才的指向性。教育中一个尴尬又残酷的现实是，99%的孩子最后都只能成为一个平凡人，但却有99%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应当是天才。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格，恐怕比成才更加重要。 8．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不少学生在家上学的案例，涵盖幼儿园至高中的各个阶段。“在家上学”在中国绝对算得上新鲜事物，但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现在，美国的50个州都允许“在家上学”这种教育方式，并已有200万学生在家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3%。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四大理由为：出于对公立学校环境的考虑，包括安全保障、暴力事件等，缓解孩子上学压力（88%）；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学指点和帮助（83%）；对教学质量不满（73%）；对陈旧的教学方式不认同（65%）。有调查显示，大多数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非常注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机构的联系，因此，那种认为“在家上学”需要离群索居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美国基础教育包括11项课程，它们是英语阅读能力、拼写、语言运用、数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健康卫生、体育、职业教育和音乐入门。而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不必分开教授，像阅读、拼写、语言运用等，在家上学不用每一门都开课。另外教科书可以自选。由于美国在家上学发展已久，有专门的出版社为他们准备课本和教师指导手册，就算使用自编教材都是合法的。如果家长不能教授某些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老师，老师无须拥有教学证书。不过，担任教学的家长或教师都是多才多艺的人。美国的家长如果选择家庭教师，一般会选择有20年工作经验的教师。而外聘老师教什么和怎么教，家长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全美的50个州里，“在家上学”都是合法的教育体制，是12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规定的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并可以选择工作或上大学继续深造。一旦在家上学出现了困难，可以随时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只想使用公立学校设施，比如使用体育场、电脑和图书馆等，只收取最低费用。 家庭学校虽有诸多好处，但是美国教育专家也不认为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家上学不是孩子逃避社会的避风港，如果孩子交往不足，应该停止单独教学方式，让他们尝试进入公立学校。 9．2012年5月，当大多数初三学生正在紧张备战中考，为升入重点中学而努力拼搏的时候，重庆市綦江区扶欢中学的300多名学生却不用参加中考已获升学。他们当中的190人已经收到綦江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余学生可直接报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近年来綦江区大力实施课程改革，退出中考“联招”之后，将重点中学的招生指标都分派到各初中学校，采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来确定指标到校生。在扶欢中学，提前三年就将升学指标下达到学校，毕业时不举行中考，学生们不再为升学发愁。 学生们的考核和评价分散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之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标志性成果被进行量化考核，量化成分数的项目包括：体育技能、艺术审美、科技创新、劳动成果、合作学习这5个方面的总分。 古爱华说，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校也就能大起胆子搞素质教育，学生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在体育、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爱好并成为特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一定要改革过去单纯以分数决定升学的模式，才能改变应试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对綦江县的这一尝试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除了学生的成绩，还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幸福感、身心健康、学习负担、学习实践经历、学习兴趣、学业水平等作为评价学校育人质量的基本内容，改变单纯以升学率评价考核学校的做法。 周旭表示，从2012年起，将在全市推广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主要依据，并逐年扩大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招生中的权重，让中考模式多元化，逐渐取消统一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考试，让中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独木桥。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以“中国家长的教育困局与教育形式探索”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有思想性； （2）内容充实，语言流畅； （3）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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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四十四） 【给定资料】 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l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请解释“恶性循环”的含义，并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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