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主话题则是“人文性”与“工具性”。在这期间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br> （1）一些语文教材追求的所谓“科学体系”，被发现是一个误区。语文教材的“一纲多本”光在既定课文和既定“语文基础知识”的螺丝壳里做组合游戏，看来是条绝路。<br> （2）定位在语法探索的种种“语文教学模式”，被发现多数教学很难移植，有的还蜕变为个人的教学“艺术”表演。<br> （3）20世纪50年代以来养成的语文教学闻风而动的习惯，在恢复高考以后形成了坚固的“应试教育”主心骨，语文教学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令人生厌的考试机器的操作。语文教学变成了教参，模拟卷的答案从教师的黑板到学生的试卷的运行过程。杜常善提出了“诵读”和“积累”的主张等等。<br> 20世纪的最后10年，语文教育研究可以说获得了自觉，这里有两个标志。<br> （1）形成了以演绎的方式来构想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方案的线路，着力处放在原创理论的打造上，学术视野较为开阔，逻辑思辨力有明显提高。<br> （2）成系统、有规模的研究成为学界自觉的追求，逐步形成了多家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提升。<br> 但是这一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三大缺陷<br> （1）研究的抽象“逻辑起点”往往从“语文”的释义开端。这明显是前一时期教材形式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路数。<br> （2）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家之言”，而试图成为“唯一的表达”。<br> （3）所构思的方案简陋粗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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