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长期朝政腐败，玄宗在天宝年间不再过问政事，委权于大臣。韩休为相时，玄宗尚能听取谏言，张九龄时便不耐烦了。不久用善于“迎逢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堵赛了言路。后玄宗又纳杨太真为贵妃，沉溺于声色之中，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宦官高力士，朝政混乱。<br> 军事方面的原因是兵制的变更和混乱。玄宗对外战事频繁，引起兵制变更和混乱。由府县制下的义务兵役制变成了募兵制。天宝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溃停止征发府兵，原来作为补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来。兵制变更有其必要性，但其副作用没有得到控制。表现在内地士兵因久不历战阵，腐化无战斗力；戍边的卫士称长征健儿，战斗力强，却掌握在军将手中，不听朝廷调遣。原来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关中，造成内重外轻的局势；此时精兵集中在外地，严重威胁朝廷安全。原关中兵力占全国的40%，此时边镇兵力49万，占全国总兵力的88%，为少数“节度使”掌握。节度使睿宗始在边镇设立，集军政权于一身。节度使开始只领兵，后来则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兵甲，又有财赋，成为地方割据势力。<br> 后果：<br>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北方地区破坏尤为严重。<br> 第二，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br>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br>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特别是丧失了河西走廊和对西域的控制，西南南诏的威胁也日益增加。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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