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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人生价值,要坚持( )。"

A、要坚持物质贡献与精神贡献相统一

B、要坚持能力有大小与贡献须尽力相统一

C、坚持完善自身与奉献社会相统一

D、坚持付出与回报相统一

时间：2021-07-17 18:29 关键词：

答案解析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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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人生价值,要坚持( )。
"正确评价人生价值,要坚持( )。"
（三十二）　　【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　　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为官之德”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
（三十二）　　【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　　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为官之德”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
（二十九）　　【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宫，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　　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四日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日德义有闻，二日清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称，四日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为官之德”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