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由魏晋以来所展开的儒道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逐渐演变为互渗融合与共存，到唐宋时代，三者形成了共尊的局面。作为深受传统文化陶冶的封建文人，苏轼思想有着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典型的结构形态。<br> 儒学精神是苏轼复杂多层思想的主色调。苏轼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是名冠一时的文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多样的才能，也铸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传统儒家的功名思想深深地溶进了他灵魂的深处，使他从小就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将人生的视点投注于广阔纷纭的社会生活，面对北宋积弱积贫、岌岌可危的险恶局势，他希望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曾向朝廷献计献策。苏轼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长期外放，流落他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失去对生活的火热情感，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每到贬谪新地，苏轼都能以乐观的情怀忘却心灵的伤痛，以贤者的姿势跟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苏轼以自己刚正不阿的品格、功惠当代的斐然政绩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了高大峻洁的形象。<br> 宋代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日趋腐朽和没落，传统儒学精神渐渐失去了合理的内核。传统儒学精神失落了，而佛老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离尘去世的佛老思想是苏轼理想受阻后对传统儒学精神的反弹，是源于他现实人生罹难后的重新选择。因而，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长叹，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凉之感，所以他认为对柔弱渺小的个体生命来说，应“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从身心的拘役中求得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饱经世事忧患、风尘播弄而面容苍老、身心疲惫的苏轼，在佛老光辉的照耀下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与酸痛。<br> 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但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规定着他人生的基本追求，佛老思想是其感情焦燥的润滑，是对传统儒学精神倾斜的平衡。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苏轼对文学的贡献也正得力于他的这种独特思想构造所产生的内驱力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推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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