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1、意象鲜明，民族史诗。2、人物对比，个性分明。3、语言特殊，大气磅礡<br> （1）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将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br> 第一、阶级斗争模式已不再是作品的主线。鹿三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贫苦农民，但这个给白嘉轩作了三十几年长工的雇农，却对白嘉轩忠心耿耿，毫无对立之意。反倒是原本一个祖先的白、卢两家地主之间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白、鹿两家几十年的争斗、恩怨，主要不是贫富的对立，而是仁义与不仁义的纷争。第二、对地主子女人生道路的描写变得十分复杂。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是党的领导干部；次子鹿兆海加入的是国民党，后来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因与小娥通奸，失去了族长继承权，后来痛改前非，当上了保安团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加入共产党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牺牲了。这些人物的人生抉择，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一切都似乎是那样偶然。<br> 第三、群众斗争的历史，呈现出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农协在“戏楼”上镇压财东恶绅；乡绅和民团反攻回来后，又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不屈的贺老太；尔后，当了土匪的黑娃又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不断<br> 深入到家族、家庭，白、鹿两家的子女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这些荷枪实弹的抗争，连同白嘉轩与陆子霖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白鹿原变成了他们逞强、斗狠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br> （2）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两元对立的的创作模式，注意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角度出发，塑造出具有崭新意义的人物形象。<br> 在作家笔下，无论是白嘉轩，还是鹿三、朱先生，都远远超出了自身阶级的界限，而具有了更为浓厚的文化的意蕴。比如，鹿三本是一位贫苦的雇农，却因白鹿村独特的氛围，与白嘉轩独特的关系和受白嘉轩的影响等因素，是他成为一位忠心、耿直，讲仁义、守信用、知恩图报的人。在鹿三身上，我们看不到所谓的阶级意识，看不到对地主的仇恨，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农人的处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选择。<br> （3）作品还成功地对作为民族禁忌的性生活及其在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展示。<br> 如：开篇写白嘉轩先后娶了六房女人，没给他留下后代就都死掉了。死去的六个妻子，除了交欢时让他“引以为豪”的征服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却使他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他的命运。他娶了第七个妻子香草之后，相处日渐融洽，香草给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能，又带来了罂粟种子，使白家兴旺起来。但是，白嘉轩并不认为妻子有什么功劳，而是把这一切归结为“迁坟”和“白鹿显灵”的结果。在他心目中，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没有地位，只是他泄欲的对象或干事的帮手。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情相悦，到他这里被消解，被淡化。<br> （4）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和乡土色彩。<br> 小说所描写的白鹿原位于陕西关中地区。作品相当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里的喜庆；不论是田间的劳作、平时的吃食，还是房屋、家具、衣着打扮；以及赶集、走亲戚等等，都充满浓郁的关中特色，而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更是朴实精当，抒情、状物都十分传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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