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六年》到《活着》，余华小说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你认为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90年代后，余华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小说主题也经历了一个从先锋到世俗的巨大嬗变，从暴力叙事下的历史批判逐渐转向苦难与命运的叙述，逐渐呈现出"乐生主义"的色彩。从《在细雨中呼喊》的"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温情地受难"，他开始"展示高尚"，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暴力和死亡，不仅真实记录了诸多小人物的平凡人生，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愈加趋向于现实主义。但总体而言，余华创作的主题话语，自始至终都写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余华刻意回避了以往的心理描写，转而以客观冷静的叙事姿态，忠实记录了福贵和许三观等小人物的言行举止。在《活着》中，每当福贵快要被丧失亲人的痛苦击垮时，他的内心并没有滔滔不绝。相反，余华借助叙述节奏的变化，让福贵在对"我"讲述亲人死亡故事的同时，悄然缓解了内心的痛苦。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余华领悟了写作和生活的一致性，所以，他放弃了早年用写作对抗生活的叙述方式，转而通过福贵坦然面对残酷人生的态度，表达了对于生活的回归。在这里，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他通过这部作品证明，写作永远不可能高于生活，它和生活一样，都是对命运的完成。当余华否定了自己过去把写作置于生活之上的偏见时，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余华说"写作就是回家"：写作"不仅超越了作品与作者之间的时空，而且超越了仇恨、贫穷和欺骗，解放了写作者越来越阴暗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余华的叙述维护了笔下那些不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