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在民风民俗的描写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描写的乡村生态世界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突破和创造。无论是在乡村人物塑造的丰富、表现乡村世界的广阔，还是在展现乡村生活的具体切实，尤其是在表现乡村生活的自在和积极面上，它都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赵树理、孙犁、周立波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茶子花派”等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学流派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史的意外收获。<br> 在50年代末，一些在太行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山西作家，陆续回到山西，有意识地学习赵树理小说的风格和特点，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共同风格的农村题材小说，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的《老长工》、《好人田木瓜》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乡音土调，史称“山药蛋派”；又由于他们都是山西作家，又称“山西派”；“山药蛋派”虽然没有发表明确的宣言，却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学基础。他们从小就与当地农民一起斗争和生活，他们对山西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分注重作品的社会功效，与赵树理一样，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时，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都把自己看作农民中的一分子，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他们的“思想和形象始终确切不移地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因此，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问题小说”特点。“山药蛋派”的作家，还有着大致相同的艺术修养和美学追求，都具有大众化、民间化的特点。他们的艺术修养，主要来自地方戏曲、说书艺术、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形式和古典小说等传统文化，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厚的民族风格。他们的美学理想，都是建立在通过写农民达到为农民服务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叙事手法上，追求故事动态发展、单线索推进；在结构安排上讲究有头有尾、依次进行，分段明确，交待清楚；在人物刻画上，强调情节生动、细节真实，用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性格和相貌，极少用静态描写和心理分析；在语言运用上，要求通俗明了，朴素自然。<br> 50年代初，孙犁就有意识地指导和培养了京、津、冀地区的一批文学青年，发表了一批以诗化、散文化的美学风范为特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七月雨》，韩映山的《鸭子》、《作画》等，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这些作品多取材于冀中平原地区的乡村生活，以孙犁为榜样，以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笔法为主要特征，或描写冀中人民的斗争史和情感史，歌颂劳动人民的纯净朴实的美好品德，或记录冀中平原清新秀美的水乡风光和民风民俗，表现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人情美、人性美，形成了共同的朴素自然、清新柔美的艺术风格。<br> 在新文学史上，周立波描写湖南本地民俗风情的作品，在周立波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周健明的《柳林前传》、谢璞的《二月兰》、孙健忠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有着浓郁湖南地方特色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湖南作家为主的“茶子花派”。“茶子花派”是一个乡土化与诗意化相结合的文学流派，既强调对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的记录，更强调对自然风光、历史传统，特别是南方农村的婚丧嫁娶、节令习俗、迷信禁忌等民俗风情的表现，努力追求一种风俗画和田园诗的风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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